封磊 | 从海关时到北京时：近代中国的“时区政治”及其嬗替

来源：《史林》2020年第4期，注释从略。

作者:封磊，延安大学历史学院讲师。

从海关时到北京时：近代中国的“时区政治”及其嬗替

封磊

摘要

近代中国选择、规划标准时区的权力与实施境况，不仅与近代中国的政治状况密切关联，并映射政治进程的重大变化，还与时间的全球化密不可分。从清末由西人在攫取了中国部分主权后代劳的海关时，到民国自觉建构但因受强权政治、日本侵略与地方军政势力顽抗而有限实施的五时区制，再到新中国在实现完全的民族独立与国家自主后自动、自愿、自发实施的北京时间，近代中国标准时区的嬗替历程，既是时间全球化的体现，也是国家化的结果，还是近代中国时间的社会文化剧变的体现。

关键词

时区政治；海关时；五时区制；北京时间；全球化

近年来，历史学中的时间议题已成学界考察的重要介质，对时间的研究逐渐摆脱既往在哲学、物理学意义上的科学限定与玄奥表达，多置于历史时间、日常生活时间以及人们对时间的现代性体验等密切关联的生活实践领域，呈现出跨学科、跨理论与交叉立体的研究态势。如在当代德国概念史研究专家科塞勒克(Reinhart Koselleck)看来，历史学中的时间并非如物理学或社会学中的外在实体，而是一个内嵌在历史本身中的概念；同时，历史学家也倾向于对时间进行社会史的或历史社会学的研究，分析时间的社会内涵、自然时间与社会时间的异同、时间与权力的关系等。这一研究态势，不仅构成时间研究的反思维度与学理基础，还为时间研究的延伸与深化指明了方向。

全球时区，是近代政治文化与全球化的成果，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若将之置于近代中国的时空视域下，不仅是透视近代中国政治进程的良好视角，还是一项颇具填补意义的社会文化研究课题，此其一。其二，目前，国内学界对标准时区的研究多限于科技史范畴，还未纳入历史学的研究视域中。其三，在全球史视域下，近代中国的时区嬗替乃是地方史，在何种意义上及如何处理全球史与地方史的关系是一个须谨慎对待的问题。德国学者塞巴斯蒂安·康拉德(Sebastian Conrad)对全球微观史研究的分析或可为本文提供助益：“从特定的空间与社会特质来分析某个主题，同时也将该主题置于全球脉络中；而最引人入胜的问题，往往是那些能折射出全球进程及其在地方层面的体现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的问题。”有鉴于此，本文着眼于全球史视角，将标准时区置于近代中国政治进程、近代东亚国际社会与全球化进程的视域下，探究曾遭受殖民侵略的近代中国是否也存在与此相若的情况，进而论析标准时区在全球共时性的特质与近代中国历时性的嬗替之间的关系。

一  传统时代时间的王权、神意属性

在近代机械化的交通运输系统与机器化的工厂(业)生产体系出现之前的传统时代，人们大多固居在相对孤立、封闭的地域社会中，基本以当地的地方时作为时间生活的律则。地方时，是每日正午太阳直射当地子午线而形成的时间，即“视太阳时”（真太阳时），取其平均值便是“日中平时”（平太阳时）。这种基于对太阳的视觉观察而得到的地方时会随着观测地点与季节的变化而变化。因而，传统时代在共时性的地域中的社会时间，是由地方性的、不规则性的及自我规范性的多元时区拼接而成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时代没有为众所认可并普遍遵行的时间规范，尤其是王朝政府基于对政治权力的控制、对社会秩序的管理以及对民众政治信仰的塑造，必须实施系列举措予以运作与控制，社会公共时间遂应运而生。这种旨在协同民众的时间意识、行为规范及社会秩序的时间制度在不同历史时期与社会文化中，有着不同的实践载体与象征意义。

须说明的是，在传统时代的思维世界中，相较自然时间的周期性规律，传统中国的社会时间是一种政治策略，往往“涉及对时间的有目的的操控，目的在于获得或者显示诸如权力或忠诚之类的因素”。由此产生“天命论”“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自然哲学与政治哲学，即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及社会治理问题，以为政治统治服务。建立在对自然时间的一套推算法则基础上的历法及其物质化的历书，就成为社会公共时间的呈现载体；而历书本身除对天体运行周期的计算与预测功能外，最主要的功能还在于，其不仅作为国家意志、统治权力与政治忠诚的象征，还是传播时间信息的物质载体和体现国家权力的实际工具。这在东亚社会有着普遍而久远的存在，尤其颁历授时作为政治性的思维与规范民众时间生活的实践，是王朝时间的政治化的典范。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王朝国家内部的州、郡、府、县的行政管理在时间上的政治化、规范化与统一化，即王朝国家借助政权的力量，将承载着规范化的时间信息——时令与历书颁行全国。有学者指出，早期被王国政治结构了的自然时间与王权国家的兴起相伴而生，天文历算成为栽培农业与王权政治的基础，并被赋予吉凶宜忌的政治信仰，产生了既适应政统需要的历法概念、又满足民众择吉而动的社会心理的日历文书，构成秦汉帝国控制与运作“政治时间”的重要环节。此后历代王朝认为国家君主或中央政府在历法上对各地方诸侯与属国具有完全专制性的统摄权力。这种权力的具体实践，即是历届王朝甫一建立便着手建历（“定正朔”），以宣示新的政治统治秩序的开始及民众的必须服从。传统中国的这一思维与实践一直贯穿整个帝制时期，到清代已经形成完备且严格的制度，制定严苛的法律禁止民间私获天文仪器、星图或谶书与私习天文算学和测时技能，并严禁民间私自编制历法或刻印、贩卖历书。这不仅使天文历算王朝化和神秘化，还使由历法代表的时间框架打上政治性、强制性与道德性的色彩。如清初编制并伴随军事统一过程中各民族的地域性政治单元被纳入帝国版图的《时宪书》，被定时定量地颁给各蒙古、蒙旗、各回疆部落、各西南土司以及帝国的边缘地区，并在历书中标注出各地的日出入昼夜与节气时刻表。这种做法有利于多民族国家对时间秩序的统一，促进多民族国家的构建，成为在时间上体现清代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例证。

二是历法（历书）在东亚封贡体制下被中国王朝用于与周边藩属国建立政治性的时间秩序。在东亚封贡体系下，中国王朝往往将历书颁行至如朝鲜、越南、琉球等藩属国，成为这些国家承认、尊奉、确定与中国建立宗藩关系的政治标志。颁历授时也成为封贡体系下的一种国际交往方式，也因藩属国臣服并认同宗主国正朔，以及宗藩之间就制度安排而在时间制度上达成一致的政治契约。近代西方殖民侵略势力东来后，周边一些国家与中国的宗藩关系逐步转变为民族主权国家关系的过程，也是其逐渐脱离由中国历法主导的时间秩序的过程。周边藩属国对中国历法的接受、改变乃至废止，成为东亚国际关系发生转变的重要体现之一。如1872年，开启明治维新的日本弃用一直使用的中国夏历（即阴阳合历）而改用西历，遭到时任驻日公使的黄遵宪“数典忘祖”的嘲讽与梁启超的“姗笑”。盖在传统时代的东亚社会，夏历一直是中华文化圈一项基本的时间制度并具有浓厚的政治象征意义。日本一直是由中国主导的东亚国际秩序中的重要成员，沿用夏历不单单用于纪时，也是对夏历所依赖的政治哲学——“天命（道）观”的遵奉。日本改用西历即意味着这种宇宙哲学对现实政治信仰和行为的规约的失效，

意味着传统中国时间的政治哲学的淡出，以及日本在政治文明上对中国文化的疏离。因而，黄、梁二人对日本改行西历的态度，实质是时间在政治文化上的正朔观作祟的结果，体现的是他们对华夏中心观与中华文明跌落后的尴尬与无奈。

“时间就是权力，谁控制了时间体系、时间的象征和对时间的解释，谁就控制了社会生活。”如德国哲学家卡西尔(Ernst Cassirer)所论，“为了组织人的政治的、社会的和道德的生活，转向上天被证明是必要的”。中世纪的欧洲教会通过掌控历法的修订权及用教堂的钟声来指导、规范、控制民众的作息乃至经济生活的标准时间。法国历史学家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就从时间的角度考察了中世纪人们以教堂钟声作为祈祷时间，还通过对中世纪欧洲基督教会掌握上帝赋予民众生活时间的权力与高利贷商人利用资金周转的时间差谋利的研究，揭示神圣时间与世俗经济利益在高利贷商业中的博弈，时间不再是基督教会独享的神圣权利，“教会时间”开始让位于“商业时间”，反映的是中世纪世俗经济力量的崛起与教会神权的式微。

综之，在中西方的传统时代，作为协调社会节奏与指导民众生产生活的公共时间制度不可能产生于民间，而是由官方或神界制定、颁布，并借政权或神权的力量自上而下地强制推行。时间制度甫一产生，便具有政治性(神意性)、法律性与道德性甚至多重合一的特征。古代东亚王朝社会和中世纪欧洲教会在制定时间制度与掌控时间权力的本质上有着相似的做法，即对以天文历法(历书)为主要手段的时间体制的垄断与控制，以确保其对人与自然、人与王权、人与神界的定义与解释的权力，使时间带有世俗王权与神圣神意的属性。

二  近代全球标准时区的殖民霸权竞逐属性

世界进入近代，伴随近代航海技术的进步以及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变革，尤其是由化石能源驱动的交通技术的变革与通信传播技术的革新，使人类跨地区流动的能力及信息传播能力发生革命性变革，全球各地不再是互相隔绝的孤立存在，而是可以快速跨越、联动与整合的多维空间。故而，有学者将全球整合进程的转折性因素归功于硬件技术的革新。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全球航海对航行中的船舶进行精确定位与导航的要求上，进而产生应该由谁或以谁作为被全球认可并共同使用的标准时间的起点的问题。

列强竞相角逐对全球标准时间起点的确定：如何获得本国的时间主权，或如何对抗不属于本国的时间统治权，被认为关涉国家权力和尊严。如法国就曾一度反对以穿过英国格林尼治皇家天文台的子午线作为全球标准时间的起点，并在海上测量、天文观测、钟表制造等领域与英国展开竞争，欲以英国接受法国的十进制度量标准作为法国接受格林尼治子午线的交换条件，还曾在大革命时期推行十进制时间计量法，最后以失败收场。最终因英国在世界贸易、远洋航海、船舶吨位、海军力量，尤其是天文学等领域是名副其实的霸主，直接推动大多数航海国自觉以穿过已经实现了测时精准化与标准化的格林尼治皇家天文台的子午线作为0°经线。格林尼治天文台及其子午线的底定，是英国经济能量与技术水准优胜的结果，也是英国确立全球航海霸权地位的体现。

比全球航海时间的统一稍晚，陆地时间的标准化进程则得益于近代铁路交通的发展。铁路与列车时刻表的物理逻辑必然将协调时间的必要性提上日程，尤其是铁轨的衔接、速度的提升、版图的扩张，促使交通领域对时间的精确性和可靠性产生精准、稳定、一致的需要。为区分当地时间（Local Time），“标准时间”即曾因与铁路运行时刻紧密关联而在口语中被称为“Railway Time”。据美国技术哲学史专家兰德斯（David S. Landes）研究，西方在发明铁路之后才于19世纪40年代开始普遍以小时和分秒来安排和控制时间，进而促使对时间精确性的需求扩展到乡村。1855年，英国绝大多数公共时钟均已使用格林尼治时间；1868年，新西兰成为全球首个正式采用格林尼治时间的国家。1870年的美国有400多条铁路和超过75种不同的铁路时刻。1874年的德国在由各地方组织测量并由官方监督的各大城市的地方时的基础上制定出列车时刻表。

这种多元并存的时间格局直到1880年代后才发生革命性的改变，尤其是铁路运输的发展以及越洋电报电缆的联通，给世界经济的联系带来飞跃性变革，使人类在历史上首次拥有覆盖各大洲的经济与通信体系。1880年，格林尼治时间被英国确立为法定标准时间。1883年底，北美也以基于格林尼治时间的铁路运行时间作为全国通用的标准时间，并将全国划分为4个时区，为全球标准时区的规划奠定基础。1884年10月，在华盛顿召开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再次确认以通过格林尼治天文台的经线作为本初子午线，并将之作为计算地理经度与世界时间的起点，以此分别将全球划为东、西各12个时区，相邻时区中心经线间隔15°，时差1小时。从此，格林尼治天文台成为计算全球标准时间及确定地理坐标的原点，格林尼治时间获得了作为世界日与世界时的起始经线的地位，格林尼治国际标准时间（Greenwich Mean Time，GMT）诞生，正式确立国际标准时间体系。至此，人类在世界版图上实现全球时间的共时性，成为全球化进程的标志性事件。

诚如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论，统一时间是控制空间的基础。近代全球标准时区体系的生产，也适应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与民族国家的崛起，并在时空版图的定型过程中扮演控制性的角色。近代民族国家在领土主权确立后，时间体系的建构与国家化也成为一项区别于传统皇朝体制的统合性步骤，在制定时间权力上以政治性、统一性、精确性与全球性建构起符合自身政治统治与国际交往的时间制度。除继续以政权力量确立历法、纪元外，另一重要的时间制度即是对全国标准时间的规划与统一。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持久而大致稳定的国家单元之形成，是将时间体验成持续的流的一项条件”；而“时间流”系时间的系列单位及在这些单位下系列的控制性实践，以及可以精确订定时间秩序的时间制度，包括历法、纪元、时区等基本的时间规制。伴随近代民族国家的定型与国家机器的有效运转，使时间制度的上述特征更行强化与分明；而作为由主权国家以法定形式确立的标准时区，代表的是国家的政治理念、国家权益与民族尊严。因此，世界进入近代后所构建的全球标准时区，完全是人类自身对地球自转时间与民族国家的时间制度进行规范化、秩序化、统一化、国家化的自主建构，同时也助推了近代民族国家的定型。

英国地理学家奈杰尔·思里夫特(Nigel J. Thrift)在研究14—19世纪的时间意识的嬗变时指出，这段时期经历并见证了全球封建主义的消亡和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兴起，格林尼治标准时间形成的新型的时间观念即是典型代表，其在全球扩张而成为标准时间的计算起点，是西方资本主义霸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早期由西方主导并规划的格林尼治标准时间的确立，体现的是欧洲资本主义经济与贸易霸权地位的确立以及对世界时空秩序的规划与主导。到20世纪初，欧洲列强借助国力的支持、军事殖民的扩张以及时间文化产品的输出，更兼近代测时、授时等物质设备与通信技术的革新、国际间频繁交往的需要以及世界市场的形成，将这种欧美区域性的时间文化产品输出至其散落世界的殖民地、领属国，使全球标准时区带有资本主义殖民帝国时间文化产品的强权输出及霸权竞逐的痕迹。

三  近代中国标准时区的政治嬗替

从近代世界各国划分本国标准时间的历程来看，将一个时区作为全国通行的标准时间，从来不是单纯的时间规范问题，而是一个关涉国家主权的政治问题。这也决定一个国家标准时间的规划或改换，从本质上来讲也是一个政治问题。近代中国标准时区的嬗替不仅与近代中国的政治进程紧密关联，而且因西方列强的强力参与而呈现出全球共时性的特征。

（一）清末的“海关时”：西人攫权代劳

在传统中国，王朝政府多以京畿的地方时作为指导全国生产生活的时间律则，如终清之世颁行全国的《时宪书》，便是以北京的视太阳时来计算的。而其他地域社会，则基本以当地地方时作为不言自明的生产组织形式和生活时序的整合原则。尤其清初引入西方“二百五十里为一度，度六十分，分六十秒”的历算体系后，成为编制《时宪书》及各地方志的《晷刻图》的推算依据。地域民众通过计算方志中的晷刻里差，便可得出当地的日出日落时刻。如光绪年间陕西《乾州志稿》记载：“乾距省百六十里，位西北经几度、纬几度，凡几分几秒推而演之，并州境一方一隅莫不上应圜象焉。节候迟早视经度，日出入昼夜永［平］短视纬度；计里算差……所以利民用者，亦较著然矣。”1903年，旅行至腾冲的美国人盖洛（William Edgar Geil）校对手表时，还需请教当地人如何使用日晷。甚至到民国初年，在需要知晓当地时间时，人们往往需查阅地方志中记载的日出、日落时刻。如民国初期福建《永春县志》就记载：“欲对表者，于日出入时查表内所列刻分点线，转针照指，免用日晷之烦，而得时较精确。”这一方面说明，清代官方并无全国性的标准时区的划分，地方时应是各地最主要的时间应用形态；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在西方科技因素还未影响的地域社会中，依据观测天体位移的传统计时方式仍被广泛应用。这一情况在1880年代后的商埠才发生改变。

1883年，法国传教士设立于上海徐家汇的观象台将上海地方平时改为东经120°的区时，为沿海船只提供报时服务。同年底，清海关税务司司长英人赫德（Robert Hart）以东经120°时间为准，在沿海省份的12个岛屿设置灯塔与警号船，为过往船舶提供传递时间信号与校对时间的服务，并详细规定各处灯塔与警号船的放灯、放炮时间，还规定将所有灯塔的亮灯时间与鸣炮时刻造册，于每年11月初“颁发英汉两文，交香港、上海以及日本横滨三口，于别发洋行发售”。由此，确立以上海平太阳时（即GMT+8）作为沿海地区统一使用的标准时间。1902年，清海关鉴于已开埠的31个城市及租界均位于沿海地区，为满足和方便沿海航运、铁路、邮政、电报及海关等部门和涉外机构对外交往的需求，赫德仍以东经120°的平太阳时为“中国口岸通用时刻，无论东西南北，凡兵船、商船、海关、铁路皆以此为准”，是为“海岸时”，也称“海关时”。但海关时在晚清中国仅实行于东部沿海的开埠通商或铁路沿线城市，广大内陆地区与边疆地区仍以各自的地方时为准。

近代资本主义世界为容纳社会再生产的新的物质实践，客观的空间与时间概念必须改变或转移，而这种转变“是藉由征服、帝国主义扩张或新殖民主义的支配，列强便安置了新的空间与时间概念”。彭慕兰也指出，全球标准时区的确立要归功于帝国主义对国际贸易扩张，尤其是“1870到1914年间，全球有四分之一地区落入欧洲、北美列强掌控”，“欧洲列强能够说服亚、非国家领导接受标准时间，原因就在于其中许多领导本身是殖民地总督”。赫德执掌晚清中国海关近半个世纪，影响力在一些方面与总督无异；他推行东八区时，目的并非促使晚清中国的时区趋于科学、准确与一致，而是方便英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对中国的控制。不唯标准时区由西人决定，甚至连晚清商埠的商贸交易、涉外办公、信息流通等的时间也受制于西人。1874年《申报》在一篇社论中就直指租界的经济活动、国际贸易与办公时间被西方垄断的事实。另外，最具说服力的证据还是晚清邮政时刻表的建立。1866年，由赫德主持试办的新式邮局，1878年经天津海关税务司英籍德国人德璀琳(Gustav von Detring)的制度化建设，被认为是中国邮政现代化的开端；至1896年，清政府设立大清邮政官局并命赫德仿行西方成法监理总邮政司。赫德则仿照英国邮政系统引入格林尼治时间，在日常工作、邮差调度和封发频次、邮程和时刻等方面建立起现代邮政时刻表，甚至从计时到邮戳符号，均以西方格里历和钟表计量为标准时间的计量法，操办起邮政行业的标准时间。可见，清末海关时的产生及具体实践，并非清政府的自主行为，而是西方列强在攫取中国的海关自主权、航运自主权、口岸居留权等一系列主权后的“顺势而为”，尤其是海关自主权的旁落，是晚清政府主权残缺与执政软弱的体现。故而，清末海关时的确立，完全是西方列强贸易霸权“代劳”的结果。

（二）中华民国的五时区制：自主建构与政治纷争

如果说清末标准时间的实施是西方侵略势力越权代劳的结果，那么民国对标准时间的规划与实施，则是在遵行全球标准时区的基础上的自主规划，是一种自觉的国家化行为。进入民国后，北京政府力图通过改用西历、统一时政以彰显政治权威和与世界接轨的决心。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名义发出的首份通电即是改用西历（阳历）。阳历是地球绕日的宇宙时空模型的天文基础及全球标准时间的推算依据，与时区乃至民用计时中的时、分、秒等时间单位，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科学、精确的时间体系。1918年，北京政府教育部下辖的中央观象台依据国际标准时区制度，将全国规划为中原时区（GMT+8，即上海时间，后改南京时间）、陇蜀时区(GMT+7，全面抗战后改重庆时间)、回藏时区（GMT+6，后改新藏时间）、长白时区（GMT+8.5）、昆仑时区(GMT+6.5）等五个时区，并以东经120°为标准经线和“世界标准时间”为题编入1919以后的《中华民国历书》，标志近代中国自动、自主地加入全球标准时区制度的行列。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对由北京政府规划的五时区制采取“亦沿用之”政策，使之得以继续使用。

但五时区制因政治局势的逼迫，不时处于激烈变动之中，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俄国、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的侵夺，突出表现在对东清铁路运行时间的政治切分。

日俄战争后，长春至大连的铁路为日本据有，称南满铁路；1917年后，满洲里至哈尔滨的铁路为中苏共管，称中东路。日俄两国实际上将该路各据己有，导致这条铁路必须在经停距长春有“一里半之外的一个与俄国交界的宽城子车站”时分别改用日、俄两国的标准时区。这一反常现象被1917年乘该路游历东北的日本人德富苏峰证实：列车在快到长春站时，必须在宽城子“换车”，并改用“俄国标准时间”，“必须把手表拨快一时二十三分”，返程时则相反，尽管“这样做非常麻烦，可是现实也只能如此，别无办法”。他感慨“对于政治势力是如何不断地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这一点，我在长春车站和宽城子车站得到了现实的体会”。1931年7月卢作孚游历东北：“到长春九点半钟，此是南满铁路的时间，走几十步，一到中东车站则是十点钟了。很令我们诧异，问什么原因，有人告诉我们，一以沈阳时间为准，一以哈尔滨时间为准，故有此显然之差异。”两个月后，“九一八”事变爆发，东三省全部沦陷。翌年日军扶植伪满洲国，以阳历、阴历并存的形式编纂刊行旨在服务日本战略利益需要的《时宪书》，从1937年7月起，强令伪满洲国使用东经135°标准时（即东九区时），以宣示伪满洲国“国家疆界”的存在及与日本本土在标准时间上的一致。这既有迎合“日满一体”时间秩序的现实需要，也颇有实施“王道政治”的含义。

二是日本在全面侵华战争时改中原时间为东京时间。从日本改换时间制度的历程来看，日本似乎一直对时间的政治功能“情有独钟”。1872年，日本弃用中国夏历而改用西历，并于翌年弃用12时辰制而改用24小时制，以此迎合其“文明开化”的社会心理并彰显其跻身世界先进国家行列的现代追求。1895年中日甲午战后，日本殖民台湾，诸如阳历年、星期、时钟时间、标准时区等西方时间制度被悉数植入台湾民众的日常生活；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半岛，两年后在朝鲜强制推行东九区时。1926年后，日本在台湾推行“祝祭日”，以期在“节日时间”上与其本土实现同步；1937年后，伪满洲国推行东九区时。在台湾的“皇民化运动”（1937—1945）时期，日本通过强化对日常时间、节日时间的严密监控以达到符合“皇国国民”的标准，给台湾民众的日常生活带来特殊的时间体验与情感记忆。

如果说日本在台湾、朝鲜等殖民地改用东九区时只是个案，那么伴随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扩张，尤其是1935年后日伪政权在华北沦陷区改用东京时间，则更突显其侵略的政治意图。近代台湾文学家钟理和在抗战时期旅行至东北、华北，后留居北平。他在1945年10月1日的日记中记载了日军侵占华北后改用东京时间的事实，直到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又“把‘北京’改回原来的北平，把时间拨慢一小时”，认为这是一段“非常”的“生活”和“历史”。另一位亲历者则回忆：“日本人占领北平以后，强令以东京时间作为‘标准时间’，强迫中国人比照东京时间，统统把钟表拨快一小时。记得那时候每天正午，景山都要放一次汽笛报时。那一声声的汽笛鸣叫，曾经刺痛了多少正直的中国人的心。凡是有血性的中国人，无不感到亡国的切肤之痛！”中国现代中医皮外科医生赵炳南在北平沦陷时也亲身经历并反抗使用东京时间：“日本侵略者规定中国人要按东京时间把钟拨快一小时。我想在中国的国土上，难道中国人都不能按照中国的时间生活了吗？我开设的诊室里的挂钟就硬是不拨。结果被汉奸狗腿子发现，一进诊所，便把挂钟摔碎了。他们一走，我又重新买了一个挂钟，照样按照中国时间拨好，挂在墙上。后来又被摔掉一次，我再次买了个挂钟。”可见，在受日本侵略的时空环境下，强改东京时间被强行赋予了政治性的奴役与屈辱的意义，而多次的“挂钟”行为，表达了爱国者对日本侵略行径的痛恨与反抗，以及对中国在政治情感上的忠诚。日本侵略者对中国时区的篡改体现的是军事侵略与政治奴役的企图，也激发起中国民众爱国情感的共鸣，以及对中国时区（时间）所蕴含的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的坚定维护。

改用东京时间后，日军还以东京时间为基准展开广播战，以期在意识形态领域对中国沦陷区展开“宣教”。据时人回忆，七七事变前北平在前门东和安定门西的城墙上设有午炮台，专司中午十二点放炮报时；日军占领北平后，规定自1938年1月起改用日本东京时间为标准时间。每日中午由日伪北平中央广播电台转播日本东京广播电台的报时节目，作为对表的标准，“这显然是把中华大地视为日本的领土或附庸，要中国人改变生活规律，连时间观念也必须以日本为标准。”日军欲以东京时间为基准广播东京的节目，以期在宣教内容上协调一致和清除民众对中国标准时间的日常使用和集体记忆。与其说改用东京时间可能方便日本与沦陷区在时间上协调一致，毋宁说是日本侵略战争的重要步骤之一——至少在时区上，中国沦陷区的时间与日本本土时间实现了“一统”。

1938年10月25日，日军攻陷武汉，“武汉陷落后的第二天，日军即将江汉关报时钟拨快一小时，称为新钟，与日本东京对准时刻”，并从每晚六时起改为七时实行戒严。日军此举引发英国长江舰队总司令照会日军华中总司令，申明英租界仍沿用中原时区。这不能简单地看作是对时间在使用惯习上的声明与争夺，而是战时军事战略与政治利益的冲突。1941年12月25日日军占领香港后也改用东京时间，当时旅居香港的夏衍在一篇散文中就开门见山地表达对日军此举的不满。除了在沦陷区改用东京时间外，日军还将东九区区时编入节候表中，以此来彰显对中国沦陷区的时间享有统治权。天文学家陈展云在抗战时就曾看到过一本“华北观象台”分别以东八区区时和东九区区时来编印的七种节候表，认为日军此举是借颁历以彰显其统治权。可见，为配合扩张战略与侵略行径，在日军侵略步伐所到之处改用东九区时，体现的是侵略日军借“颁历授时”以“奉正朔”的皇军思维，企图借改换时区达到宣示其政治统治秩序的开始。

三是由地方军政势力自定的地方时，表现即是1930年代“桂林时间”的游离与转变。

广西在五时区中本属陇蜀时区，应以东经105°(GMT+6)为中央经线。但1933年广西省政府却认为“采用中原时既属不可，采用陇蜀时亦极不便”，遂通令全省“一律严守本省采定东经110°为标准时刻”，形成独特的广西时间（实质是以经过桂林的东经110°经线作为中央经线），造成比陇蜀时快20分钟，比中原时慢40分钟的局面。对于这一“与中央原有划分冲突之时区”，广西省府认为：“前中央观象台所划分之时区，尚有讨论之余地”，且“全国各地尚多采用地方时，是知中央对于全国标准时政之遂行，尚无具体统筹之办法”；故而本省“采定现用全省标准时制，不至发生任何法规上之问题”。可见，广西省府对其存在僭规越制嫌疑采取的是地方主义与利己主义的立场，还以国民政府在标准时制上存在瑕疵作为自定“桂林时间”的合理性的依据。到1938年抗战的“非常时期，为应付抗战的新局面，及确保战阵指挥，抗战声息的沟通，和防空警报的明确机动，在时间上要求与湘粤一致”，广西省政府遂遵从国民政府的命令，改以中原时区为标准时区而“加快四十分钟”。1939年国府迁渝，为适应抗战军事部署的需要，国民政府再次重申五时区制并规定以陇蜀时区为标准时间后，广西省政府又改用陇蜀时间。广西标准时间的反复改换，体现的是新桂系军政势力对国民政府由最初的顽抗、疏离到战时服从的转变过程。

四是五时区制自身的多元性、易致歧性还给民国社会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使其社会化程度颇受限制。表现有二：一是伴随铁路交通联运的进展，尤其是1935年横贯中原时区与陇蜀时区的陇海铁路的贯通，此前东部地区一直沿用的海关时给跨时区的铁路联运和乘客旅行带来极大不便。时人就批评这种交通时间上的混乱给出行生活造成的“不便之处，彰彰明甚”。这一问题促使陇海铁路局向交通部呈递《划一各路时刻并提供可资校对的标准钟点》。对此，交通部研究制定《全国电政机关时刻校对办法》，重申五时区标准时制，并就无线、有线电报局的报时机制、车站工作人员及沿线勤务人员校对时间做出明确规定；还规定平绥、陇海铁路分用中原时、陇蜀时，平地泉站、潼关站分别成为该两路的改点对时车站，其他各路均用中原时间。1948年，针对跨时区的平绥铁路的延长并新增湘桂黔铁路，交通部发布《跨越中原陇蜀两区各铁路采用标准时间办法》，陇海线跨时区调整标准时间的办法不变，又新增张家口站、东安站为两路的改点对时车站。二是因地方时和五标准时制的共存并用，致使不同时区内的群体或不同领域在日常计时的采用、选择上的混乱状态。突出表现在不同时区的人们在其私人文本、官方档案及社会媒体中对“西安事变”发生的具体时刻的多元记载而导致的分歧，以及对日常民用计时造成的混乱。

综上，民国初年由北京政府自主规划、颁行的五时区制，是在遵行全球标准时区体系的基础上自觉、自主的国家化行为，但因受外来强权势力的政治切割，尤其是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的武力改换，国内割据的军政势力的影响，以及五时区制自身的易致多歧性，五时区制的实施效果颇为有限。据学者考证，晚至1938年11月，五时区制的实行还相当混乱。直到1939年国民政府为适应抗战军兴的需要而重申五时区制并改以陇蜀时区为全国标准时区后才稍有好转。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国民政府对版图内时空秩序的管控能力的弱势及政权统合能力的薄弱；尤其是抗战时期日本在侵占地区改用东九区时，烛照的是国民政府严峻的战争处境。而侵略日军对中国时区的改换更行突显其政治性与侵略性的特征。

（三）新中国的“北京时间”：自主实施与底定一统

1949年，新中国奠都北京，北京成为新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新中国成立之初，并无以“北京时间”作为全国通行的标准时间的决议或法规。但伴随各地方政府的成立，尤其是伴随人民军队军事战略的迅速推进，将军队一直沿用的中原标准时区（即东八区时）推向全国，各地电台在实际工作中也自觉以北京所在的中央经线的平太阳时为准，以显示与中央政府的一致，“北京时间”遂成为约定俗成的民用称呼。至此，近代以来未曾整齐划一的标准时间底定一统，自下而上地成为新中国的一项时间制度及与国际社会交往的标准时间。

新中国成立后自觉遵行的“北京时间”（即东八区时），实质上是对近代全球标准时间体制的自觉默认、自动遵行与自主实施，是一种独立自主的国家化行为。这与新中国取得完全的民族独立并享有完整国家主权的政治进程紧密相关。1949年9月，伴随中国政治进程的发展，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进步力量在中国的政治时空中占据绝对优势，此时的中国比近代任何时期都有能力、有条件、有机会选择和决定国家的未来道路，包括国家时间体制。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毛泽东在开幕词中表示，新中国将“采取和世界大多数国家一样的年号”。25日，在讨论新中国将采用何种纪元时，毛泽东提醒并强调“耶稣和今天所推行之基督教、之帝国主义并不一样”。27日通过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今年为一九四九年。”而公元纪年的历法基础即是阳历。可见，新中国采取公元纪年、阳历以及全球标准时间，完全是独立自主、自愿采纳与自主施行的结果。这体现的是新中国对西方时间文化产品的自主接纳与融入世界的自信，标志着新中国的政治地位、社会经济、思想文化与社会发展都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余  论

时间社会学对时间的政治性及对社会文化实践范畴的规定性的研究表明，透过时间制度的确立，时间关涉人们社会文化生活实践的自主性，进而触及人们对政治理念的认同、对政治共同体的忠诚与对政治生命的标识与维护。甚至可以说，任何一种时间制度，当中都蕴含着实践性的政治问题，规约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又从社会文化的实践中萌生相应的政治思维。不同的时间结构具有不同的时间政治。正如科塞勒克对作为概念的历史时间的分析指出的：“如果历史时间这个概念具有特定的意义，那么它就与社会和政治行动，与具体的行动中的人和遭受苦难的人以及他们的机构和组织密切相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时间不仅是历史的核心要素，还是政治的一个重要维度。时间的制度体系既落实在国家的具体政策和立法中，也作为一种实践活动落实在民众的日常实践中，由此构建、培养、强化民众对自身时间文化与政治权利的认知及认同，也就使时间制度成为一项具有权力性、集体性、公共性等特征的社会时间体系；而掌握了社会时间体系和时间标准的话语权，也就意味着可以控制社会文化生活。同时，时间的权力性、控制性面相，反过来也对特定时空下的时间制度及其社会文化的形成与改塑发挥重要作用，进而规训人们的日常生活与社会文化实践。这些特征，不仅在近代中国得到鲜明体现，而且从一开始还带有全球整合的宏观趋势。

首先，全球标准时区作为近代西方构建并输出的文化产品，从产生伊始，其传播、采用与改换，均与西方殖民帝国的扩张相生相伴乃至充满政治权利的博弈与实力的较量，也在相当程度上烛照出近代中国的政治进程的变迁历程：赫德以维护英国贸易霸权利益为目的而以海关时作为标准时间，便是明证。民国时间的标准化与国家化同步进展，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政府首脑主动采纳以阳历为代表的西方时间文化产品作为新政权的时间制度。此后由北京政府规划的五时区制不再具有殖民霸权属性，而是中国在其民主政治进程中自主规划的国家化行为，享有时间主权并自觉实践的结果。日本在全面侵华战争中对中国时间的改换所隐含的“亡国灭种”的政治预兆，这对对时间的政治性极为敏感的中国民众来说，在挽救国家危亡的情感诉求下发生的抵制和反抗行为也就带有鲜明的政治属性。而新中国自觉使用全球标准时区中的北京时间，是在实现了完全的民族独立后自觉接受、自主选择、自动执行的结果，并最终促成北京时间的国家化。

其次，从近代以来时间的标准化与全球化的历程来看，时间的标准化、全球化与时间的国家化之间存在明显的先后关系：其一，时间的标准化最初起因于由西方世界的工业化进程所推动的对海陆交通时间的标准化的国际需要，率先在已完成或正在进行产业革命的欧美等国对定期、规律、精准的交通、生产、通信等的需要而产生的对标准时间的统一规定；其二，近代时间的标准化与全球化，是与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商业贸易、文化竞争与输出同步进行的，从一开始便是一种不平等、压迫性、非公平与强制性的霸权实践活动。正如美国全球史学者贝里奇(James Belich)在分析推动全球整合的模式时指出的，近代帝国主义体系的军事扩张在连接世界各地、推动全球大规模整合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西方帝国的扩张与输出并非是单向的，其霸权实践及其话语权力反过来还影响了非西方国家或地区的知识精英对本民族未来时间体系的设计与规划，甚至促使其形成以当时的西方时间文化产品为蓝本来规划或改造自身政权的时间制度。再如有学者对“阳历”这一时间名词在近代中国的演变的研究指出的，以“阳历”命名的格里高利历在19世纪后期已成为全球通用的时间体系，进而使“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与国家构建都受到这一时间体系的影响”。其三，近代标准时间作为与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定型过程中衍生的时间制度之一，其国家化往往发生在标准化之后，这与非西方国家取得完全的国家主权的进程关系密切。

最后，从时间的社会文化史的视角来看，标准时间在近代中国的产生、应用与嬗替，尽管与西方列强政治权利的攫取、贸易霸权的扩张、文化产品的输出关系密切，但这并不意味着标准时间的形成完全是西方霸权政治建构的结果，也是近代中国社会生产结构的变化及与国际社会的密切联系导致社会生产生活节奏产生了对精确、协调、统一的社会公共时间的需要，而计（报）时技术、时区制度与时间观念等的革新与跟进，也为标准时间的社会化、国家化提供了实现的可能。作为社会公共时间的实践主体的近代民众，在社会生活与国际交往中真切地体验到标准时间带来的实惠与便利，进而在日常生活世界促成对时间应用的精细化、标准化与社会化。这折射出近代中国对时间的划分与使用已迈向更为精确的历史阶段，社会节奏、时间观念被更为精确的计时单位编织进一个线性的、规则的并与全球共时、互通、互动的时空秩序中。

 责任编辑：杜 倩 | 排版：潘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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